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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穷兵黩武网编辑：林雨婷时间：2025-04-05 13:49:49

居家养老，对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现实而言，以及对于中国家庭养老传统而言，更为契合中国国情。

[48] 金自宁：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第63页。这种控制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范和消解风险，这就要求国家尽可能地在规制中查明事实、识别风险。

例如仅仅以中文标识转基因食品，无法确保不懂中文的消费者（外国人、少数族裔）充分了解转基因食品信息，无法实现法律所明确的目的。在个案中，当评估机关通过评估活动将风险具体化之后，风险管理机关不能做出与风险评估机关结论明显相反的解释或判断。[59]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25]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行政机关应该如何在风险规制中行使裁量权？在风险规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相同？对于不同阶段的裁量权，是否需要进行控制，应该适用何种控制方法？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在要件裁量的基础上，风险管理机关可以基于经验和政策考量进行效果裁量，对是否做出行为、行为的方式、程序等进行裁量。

当风险已经转化为紧迫的危险时，不能再进行利益的衡量或者成本收益的对比，只能采取绝对的、即刻的禁止措施。因此，与农业转基因生物规制不同，转基因食品的规制不能简单套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规定，更不能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理解为转基因食品标识。[43]参见林彦：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基于询问答复的考察，载《宪法研究》(第十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625页。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委托大部分省份人大常委会检查，那么检查小组所到的那些省份自然就不应当被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对象了。[76] 面对跨区域法律实施的困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倡导加强区域间的执法合作，通过发挥各地的主动性，共同面对和解决执法难题。[53]有时，地方还会反映其自身制定配套性立法的难处，进而要求加强中央立法。四、余论及结语事实证明，央地之间不仅存在张力，而且也的确可以形成合力，互利双赢的央地关系是可以存续的。

钱颖一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制度原因是中国特色的联邦制(federalism, Chinese style)，即市场维持型的联邦制(market - preserving federalism)。该原则并非出自《基本法》的明文规定，而是由联邦宪法法院所归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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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第112—129页。[80]参见《水污染防治法报告》(2005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5年第5期。[5] 另一些学者却呈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19]参见《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项。

利他机制主要旨在应对和解决执法的各种外部性问题。[38] 执法经费和条件保障方面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零和博弈也并非描述央地关系的唯一关键词，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确实存在的。其二，是建议和要求省级人大常委会加强对本级政府执法的监督。

[13]苏力教授通过重读《论十大关系》对两个积极性原则在统一建国及革命政权转型中的作用予以肯定，尽管协商办事进路本身存在的非制度化因素多少带有人治的色彩。有学者指出，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是以向地方授权、鼓励地方试验而取得成效的，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行为联邦主义(de facto fed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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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预算外、规划外的成本负担往往成为制约执法的刚性因素。[90] 尽管本文所展示的可能是一幅个性化很强的央地关系图景，但它的客观存在也提醒我们，像单一制这样大而化之的概念已无法涵盖和解释鲜活多元的现实。

[50]《土地管理法报告》(2004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4年第5期。[9] 李芝兰教授认为，上述两种以控制权争夺为核心的径路其实分享着共同的预设前提，即中央集权主义，因此难以避免勾勒出以零和博弈为常态的图景。区域间的执法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尤为必要。[81]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常委会也认为，部分专家和干部提出的研究流域统一协调管理体制的建议有利于提高水污染治理效果，要求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要给予重视和研究。[24]参见陈勇：关于执法检查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第61—66页。所有这些互动方式已形成一种合作型联邦制的雏形。

[6]或者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瓦解中央税基。有报告提到，地方反映，虽然食品安全法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本区域内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具体管理办法，但地方立法难度大，至今绝大多数省份还没有制定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25] 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选择回归宪法与组织法上的定位，回到1993年制度设计的初衷。[46]有研究发现，上海市地方性法规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相对有限。

例如，1992年《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中，常委会就指出，了解执法中好的经验[68]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该制度强调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同时发挥中央、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希望更多地通过合作实现双赢。

《农业技术推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28] 200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贯彻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65]《产品质量法报告》(1999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9年第6期。不同于妥协模式下中央的单方面让步，互惠模式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地方政府在检查过程中分别满足对方的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等价交换。

[4]近年来，一些政治学者则试图在宏观的官僚体系框架下从行为主义的视角剖析央地关系。[70] 常委会有意识地在执法检查报告中主动将某些地方的经验加以推广。

[79] 其次，是加强中央政府对执法事务的统一领导。一方面，是在检查过程中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摸查并对经费保障较好的部门给予肯定。

竞标赛模式成为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型。摘要: 在我国，央地关系在不同权力体系、不同事务领域呈现出多样性。

详见吴偕林上海市地方性法规法律责任设定实证研究法律责任条款适用情况司法案例研究报告，载徐向华主编：《地方性法规法律责任的设定——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的解析》，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567页。参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报告》(2000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0年第6期。[88] 在德国，联邦与州之间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强制性地要求双方持续地实现积极的合作。会后，河南省建设厅向全省下发文件，要求凡是检查中对各市有反馈意见的，各市要尽快拿出整改措施，并加以落实。

本文将以执法检查为蓝本展现这一可能性，试图在非制度化合作语境之外挖掘出具体的制度化合作模式。该省政府高度重视，从加强市县侨务工作机构建设、解决散居归侨侨眷生活困难、保护侨益、建立侨务协调机制、修订陕西省侨法《实施办法》、加强侨法宣传等方面——加以落实。

这一点，在资源及环保类法律的执法检查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教育法报告》(1996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6年第8期。

[10]参见李芝兰：跨越零和：思考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21页。[48]例如，张德江委员长在对2013年《行政复议法》执法检查方案的批示中指出，要把执法检查与法律修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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